一般的二战电影似乎有一个安全的框架，我的变态情人没有人敢轻易踩红线，以至于，一旦和二战相关联，不可避免地把镜头把准死亡和人性中的鲜血淋漓，少有人去关心个体的情感，人们所共知的是创伤后应激的抵触是受害者预设的反应，我的变态情人具有生命力的部分被认为是肢体表演的道具，他说，“像她这样的女人，不会蓬头逅面地出现在别人面前的”，所以要穿红衣、高跟鞋，要克制自己的情感，和丈夫的重逢是“牵牵手，把头枕在肩膀上”，他是根本无法感同身受的。同样幸存的莱娜自杀了，说“和生灵的距离比起来，我离死亡的距离更近一些”，莱娜劝她去特拉维夫，而她不信，她想重生，她以为一切可以重新来过。爱，也许确实爱过，可丈夫的灵魂也随战争死去了，纵使她走路的姿态，笔迹，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，他也认不出她了。佩措尔德几乎是瞄准心灵的靶子发射的镜头的子弹。